【建筑】艺术村的都市游牧 URBAN NOMADISM OF ARTIST VILLAGE

作者:王小武

编辑:小城与小乡

特别感谢: 曹太平   黄敏   刘影   彭海涛   武志一  C.Bessard

 

摘要:北京周边艺术村的迁徙是在政策、地产和创作的欲望下自发产生的城市现象,它在出生之时的不确定性就注定其一生的游牧状态。本文将分三章从城市的角度来讨论艺术村的游牧现象,演化过程以及暧昧不清的未来。

 

  

远离都市ESCAPE FROM THE CITY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测试它可以走多远的实验,建筑师徐甜甜说

 

从首都机场辅路路过草场地,拐进南皋路,然后从南影路拐进去,从铁路桥下穿过,铁路桥上写着“爱国是北京精神的核心,创新是北京精神的精髓,包容是北京精神的特征,厚德是北京精神的品质”,穿过去之后,右手边是迷雾中若隐若现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在一片空地上显得尤为庞大,不过现在要往左拐,进到一条百度地图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路上。这时候,你的左手边是还在施工的“红廷别墅”,右手边是一片栏杆围起来的绿地,道路的路况不错,两边还有整齐的人行道的行道树。但是往前不远,你可以看见一个拱形的铁架子,上面写着“黑桥村欢迎您”,这时候你就该明白,进了这一道门,就是另一个世界了。交了停车费,把车顺着这条路开到底,你就到了北京的尽头。

 


环形铁路地图,图片来源:World Imagery ESRI

 

得知黑桥村是源于我的一个好友,他在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之前就租下了黑桥的一个工作室,并大肆装修了一番,毕业之后就住在了那里。起初我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会在城市边缘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去工作或是居住,直到我到了黑桥之后听他的介绍,才了解到黑桥是一片艺术家居住区,这里有几百个艺术家住在这里,还有不少独立艺术机构,偶尔还有不少艺术活动。这里好像是一个艺术家的聚集地,似乎把全北京所有的文艺青年们都聚在了一个大院儿里。对于刚刚从一个理工院校毕业的我来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地方的存在。

 

黑桥村是一个把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的地方:在最外围有环铁,严重地阻碍了交通的可达性,它像一堵城墙阻断了城市的交通;进入环铁后有城中村,垃圾遍地,以及冬天烧煤炉产生的严重雾霾,直接拉低了周围环境;铁道中间的楼层限高三层,开发地产的容积率低;还有一些风水或是玄学上的原因,比如环形铁路不是一个吉利的征兆。基于这些复杂而又多样的背景,如同一堵堵城墙将开发商拦在外面,黑桥得以暂时的生存下来。

 

 

黑桥最大的优势是因为它在一个铁路里面,它进出交通不方便,短时间内开发商可能不会过来。

——武志

 

 

但是黑桥也不是一块永远安全的庇护所,它的变化速度之快可让人叹为观止。去年年底我在黑桥村的时候,早上从旅馆出来看到一片平房被城管围了起来,等我去吃了个早饭回来,这片平房已经被变成了一片废墟。之前还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在围观,房子拆完了之后,围观群众们便各作鸟兽散,街道马上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仿佛大家已经对此司空见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黑桥村是否会被拆迁还是个未知数,这片土地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人能预测它的未来。

环形铁道区域图解

 

搞艺术的人应该对黑桥村并不陌生,这是一片野生的艺术家聚落,坐落在一个用于铁道实验的环形铁路之内,如一片孤岛与城市隔绝开来。这里零零散散聚集了大约七百多人,无论搞不搞艺术,都是这个社区里的一份子。从画家,书法家,雕塑家,到建筑师,设计师,摄影师,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艺术工作者”,或者根据Richard Florida的定义来说就是“创意阶级(creative class)”,都聚集在这个地方生活或者是工作。黑桥村是一个“创意阶级”的聚集地,但是黑桥村并不只属于创意阶级,它也属于数以万计的进城务工人员,大约有七万人生活在这片混杂的城中村里,创意阶级只占其中的百分之一。

 

我去年搬进这里,我不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工作室,而是一个家,我有一个很大的房间,……我只是想生存,想在城市外面的黑桥村里活下去。

——彭海

 

恰恰是这百分之一的人口,给黑桥村带来了无限的活力。曾经这一片无人光顾的垃圾场,由于越来越多地创意阶级的入住,现在俨然变成了一片“艺术区”(为了便于区分,这里的“艺术区”特指艺术工作者生活居住和创作的场地)。与草场地或者798不同,这里显得格外安静而祥和。从表面上看来,艺术区与周边的环境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除了一些出租工作室的广告和零星的涂鸦,你并不能找到一个艺术区的证据。或许它们并没有城中村那般的拥挤和嘈杂,而是更像一片乡镇企业,都是用围墙包围起来的私人小工厂。从建筑或者是城市上而言,艺术区看起来并不“艺术”,反而都是纯粹的功能主义建筑,完全以经济和实用作为出发点——简易的砖墙作为围护,屋顶的彩钢板上开有天窗,有简单的厨房和卫生间,没有任何多余的构件或是装饰。似乎在充满了奇奇怪怪的建筑的后现代城市里,这些极简主义的仓库反而部分的实现了现代主义的理想:建筑是居住的机器,虽然没有底层架空和屋顶花园,但是平面的自由却给予了艺术家无限的创作空间。

 黑桥艺术区,二道八号院

 

 

比起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生活,艺术区的生活有时候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气质。这也许无关于艺术创作,而是因为艺术村的恬静氛围,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状态。北京市郊的艺术村虽然里市区不远,但是已经呈现出一种乡村的氛围:家家户户都养着一条看门大狼狗,门口有院子,虽然没有什么植被,但是却很开阔。高级一点的区域,比如二道八号院,还有人工湖等景观。这里的气氛完全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城中村,甚至也不属于农村,而更像是一种反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是在城市里生活久了的人对田园生活的渴求,也是对高密度的压抑的城市环境进行的反抗。

 

当你把这样的工作室与周边的别墅区进行比较时,虽然只是一墙之隔,但是价格却天差地别:你可以去花几千万去购置几百套一样的别墅中的其中一套,比如说黑桥村隔壁的红廷别墅(讽刺的是这个小区以“紧邻中央艺术区”作为卖点之一)起价6900万元,720平米,物业费一个月约7200元,也可以花别墅的物业费的价格在艺术村租上一间面积差不多的仓库,再花点钱改造成工作室——最后的效果是相似的,几千万(或者上亿)的别墅并不比几千块一个月的改造的工作室住的舒适多少,唯一的区别是工作室是一个生产空间,而豪华别墅是一个资产空间。

 

这也许为城市中间的中产阶级买房者(无产阶级无力购买,资产阶级不屑购买)提供除了购置普通房产之外的另一选择——租赁艺术家工作室,享有超大LOFT空间。或许艺术家们应该庆幸,除了他们自己还没有太多人发现这些不起眼的仓库的魅力,一旦中产阶级也开始进入仓库改建房市场之后,艺术区说不定会也会继承纽约的格林尼治村的命运。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裸露的、光滑的木地板,暴露的红砖墙和雕琢的外立面,这些艺术家宿舍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阁楼生活的经济和美学也转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时尚。

——《阁楼生活:城市变化中的文化与资本》Sharon Zukin

 

 

从表面上看来,艺术区是艺术家们自发建立起来的居住地。他们在城市中寻找着一个价格低廉,空间宽敞的工作室或者住所,然而城市周边散落的村落就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这里距离798、中央美术学院等艺术机构都不算远,当地的简易仓库也正好满足了艺术家的需求,所以艺术区总是给人一种不远不近的感觉。但是除了艺术家自身的创作意愿,艺术区的诞生也和整个艺术市场的火爆与北京市的城市规划息息相关,一方面来源于大量的西方资本随着对东方艺术的异域性幻想不断投入中国艺术市场,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对创意文化产业的相关支持和对城市周边土地的放松管制。虽然大量的资本并没有直接投入到艺术家聚落(不是创意产业园)的建设当中,但是进入艺术市场的资本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艺术区的繁荣。

北京创意集群地图

 

798这样的艺术展览交易区,以及中央美院等艺术教育机构,包括散落在北京机场高速沿线的大大小小的艺术家聚落,在地理上显示出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在另一个层面则表现了在创作、市场以及政策之间的微妙平衡。艺术家从教育机构出来,进入艺术区生活创作,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在进入艺术展览与交易平台,从而进入公众的视野。学院培养艺术家,艺术区生产艺术,美术馆推广艺术,画廊贩卖艺术。这三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工作室同样也可以是展览空间,一个教育机构也可以是居住空间,一个展览区域也可是创作空间。

 

在教育机构和展览交易平台有着大量资本的投入下,基本保持城市中的稳定,并且不断产生新的开发与扩张。但是在艺术产业链的终端,在艺术区中,却始终是一片野生的状态。这种状态虽然有着它独特的莫名其妙的魅力,但是资本和政策的缺失始终不能保证其生存的可持续性。艺术区游走在政策和资本的真空区域里,其未来的不确定性促使它不断地迁徙,走上了城市游牧的旅程。

 

 

游牧,是指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管理一种或几种食草牲畜,通过移动的方式间隔某种周期反复利用牧草而获得生活资源的畜牧生产方式。牧民、畜群和天然牧草是形成游牧的基本要素,移动则是游牧自成体系的联系纽带。

 

 

所谓艺术区的游牧,并不只是艺术家的游牧,而是一整个集群迁徙的状态。游牧的三大要素是牧民、畜群和天然牧草,如果艺术家是牧民,他们的作品是畜群,低廉的工作室是天然牧草,那么艺术区的迁徙便可以看作是在资本和政策运作的城市环境中的游牧现象。然而天然牧草总有一天会被吃光,工作室永远都会涨房租,或者最终被拆迁,艺术家也不可避免地要前往下一片草地(或者是草场地)。

 

城市里大部分的居民都会迁徙,这种迁徙是无序的,而艺术家的迁徙却总是有着相似的目的地:一旦房租太贵,或者面临拆迁,艺术家们便收拾行囊,朝着价格低廉与政策宽松的地方迁徙,在城市化的推土机吞并着一个又一个的艺术区的同时,在无人知晓的土地上又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艺术区。艺术村的诞生源自资本的介入,后来的迁徙也因为资本的介入,只不过第一次是资本介入艺术品市场,第二次则是资本介入了房地产。

 

 

被动迁徙PASSIVE MIGRATION

 

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艾未未引用他父亲艾青的诗句,来反映北京东北郊生机勃勃的城中村和艺术社区——草场地的惊人生长。《The Village that Art Built | BLOUIN ARTINFO,2010

 

 

 


北京艺术区的地理位置分布图

 

 

 

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如果你吃到一个鸡蛋,觉得好吃,你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这句话放在艺术界可能不太行得通,艺术家本身与它们的艺术作品几乎同等重要,一件没有作者的艺术作品会失去很多的魅力。如果我们这种艺术的概念放大到城市的尺度,那么美术馆、画廊这些呈放艺术品的空间,应该也和艺术家们居住的空间同样重要。

 

不同的是,城市里的美术馆一旦建立起来,那么几十年都不会改变,甚至几百年都会留存下来,卢浮宫还是那个卢浮宫,大都会还是那个大都会。但是在全世界艺术家集中的大都市中,艺术家居住的区域都在不断地改变着,不单是每一个艺术家,而是一整个群体在城市中迁徙,从巴比松到蒙马特再到左岸,从SOHO到切尔西再到威廉斯堡,无论是在巴黎还是纽约还是伦敦,艺术区都难以逃脱迁徙的命运。这么看来,北京艺术区的迁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看似只是在重复西方大都市曾经或是现在的轨迹,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一样,北京的艺术区似乎又呈现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态——欧美的艺术区是溶解在城市之中的,而北京的艺术村似乎是一片群岛,在城市的东北角游离开来。

 

 

 

在北美和欧洲的想象中,艺术家们都住在市中心年代较久的工人阶级或工业生活区。在北京,他们却住在城市边缘的村庄里。跟北美那些新兴的正使市中心更加雅致的创意集群不一样,在北京凸现的文化地缘却是高度驱散的,倒转了对正常文化空间之构成的先入之见。”——《反转文化地图:北京创意生产的外围地理》艾德里安·布莱克维尔Adrian BLACKWELL

北京:一个艺术村的群岛

 

纵观北京的艺术村从诞生之初到现在,它的发展历史可以看作是一部被流放的历史,并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产生了的不同形态。从圆明园画家村到宋庄、798,再到现在的黑桥村、草场地,艺术村演变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在城市边缘的涌现;迁徙到城市远郊;回归城乡结合部。

 

回到80年代中期,那时候的大山子和圆明园都已经算是北京郊区,城市边缘地带。在这两个村庄里,先后涌入了大量的艺术家,便造就了圆明园画家村和东村的诞生。从政策原因上来看,这两个艺术村的出现与1986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项规定使得就业的固定性和稳定性大为减弱,同时使得人员的流动和迁移变为可能。从地理上来看,圆明园画家村的兴起和北大,清华,圆明园等文化地标距离十分近,而且在作为第一代自由职业者的艺术家眼中,可能高校食堂澡堂是提供基本生活的保障,同时高校里的活动也可以丰富艺术工作者的业余生活。与其说艺术村是自发形成的,不如说是制度的真空而造就的临时填充物。

解释艺术区的地缘因素。图片来源: Xin Liu, Sun Sheng Han, Kevin O’Connor. 《Art villages in metropolitan Beijing: A study of the location dynamics.》

 

 

这两个村落的出名,还是得益于曾经生活在那里的艺术家后来的声名远扬,给这两个村落给予了回顾式的关注。可惜这两个村庄的生命是短暂的,在1995年前后,政府以非法居留的名义驱逐了这两个画家村的艺术家们。但是真正原因不言自明,这两个地方是一个不安定的符号,越多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就意味者越多的麻烦,北大学者于长江在回答《新闻周刊》问“圆明园何以终结”的问题时说:“因为在圆明园画家村之前,中国的社会,在制度设计上没有为这么一批人考虑过,当时我们社会的假设是,根本不存在这些人。”这样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不安定的因素,所以要在它发展壮大之前将它攻破。艺术村在当时的背景下,是第一次将非计划的产物带入了这个曾经的计划经济国家,在人员,资源,和制度的设计上,都没有过先例。曾经的文艺工作者是为国家服务的,但是在市场还不能完全把他们容纳的时候,他们的先锋思想也许会让共和国紧张。

 

这应该算是艺术家在历史上的第一次迁徙:由于画家村的出现相当于一个风向标的存在,吸引了全国各地无数的艺术家前往,形成了一个艺术家的乌托邦,据说人数最多的时候有400名艺术家居住在那里。在《流浪北京》这部电影中,就讲述了几位年轻艺术家在圆明园画家村的生活,尽管这个村子的物质条件并不乐观,但是对于艺术家们来说,它的象征意味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世外桃源,一个中国的巴比松,一个艺术的延安圣地。当年由画家王秋人执笔的《圆明园艺术村自由艺术家宣言》,曾经这样写道:“黎明前的地平线上的曙光已慢慢升起,照耀在我们的精神之路上。一种新的生存形式已在华夏大地上的古老而残败的园林上确立!”现在看来,这样的城市有机体的虽然在狂欢中出生了,但是也开始了注定伴随一生的跌宕命运。

 

在圆明园被攻破之后,许多艺术家开始了第二次的迁徙。圆明园和东村在当时属于城市边缘,现在已经是中心地段了。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昌平和宋庄以及其他北京城郊的村镇里,随着几位知名艺术家的带领,以及当地政府的支持,宋庄也在这20年间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名艺术家。由于暂时没有城市化的困扰,宋庄这样的艺术村似乎形成了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艺术村,一个脱离了城市的艺术聚落,然而这样声名显赫的村庄的扩张也避免不了政府的干预。在2012年,Sasaki事务所受宋庄政府委托设计了宋庄艺术与农业城的规划,毫无意外还是一个自上而下先入为主式的城市规划方案:不同艺术职能分区,不可或缺的商业街还有所谓的城市农场。这样的规划方案一旦推行,宋庄是否还能汇聚更多的艺术家,或是汇聚更多的楼盘呢?

 

 

包括从798,从历史上来说,艺术家始终充当着一个前行者、冒险家、开拓者的角色。所以这块地炒熟了,因为艺术家的介入热起来了,差不多艺术家也该走了,或者说是去开发另外一块地了。”——

 


黄敏老师在黑桥村的工作室和她的作品《黑桥-垃圾场》

 

 

大约从2005年左右,中国艺术品市场开始火爆起来,大量的西方资本进入了中国艺术品市场,艺术机构和艺术家们都获得了经济上的补给。在以往的印象中,艺术家总是一个需要多年的积累与磨练,承受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的压力的职业,可是从05年开始,艺术家突然变成了一个可以赚钱的工作了。这个质的转变,使得艺术家这个职业变得空前火热起来,越来越多的艺术院校毕业生可以继续从事他们所学习的行业,许多迫于生计而转行的艺术家们也可以回归他们的本行,或者曾经在自己家中创作的艺术家也可以换一间宽敞的工作室了。但是当务之急,他们需要一件工作室,不仅要有足够的空间、光线,最好还能有一个艺术的氛围,能与其他艺术家交流。他们把目光放在了北京东北方向的村庄上,在数年之间,艺术家工作室在这些荒凉的土地上拔地而起,成为了第一代探索郊区的城市居民们。东营,创意正阳,008国际,索家村,费家村,将府,奶子房等艺术村在这样淘金热的浪潮中纷纷诞生,开始了它们短暂的生命。

 

艺术村的社区性和它的工作性几乎同等重要,在我接触的为数不多的生活在艺术村的人来说,艺术村的独特在于它在提供一个宽敞的工作空间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场所——对一般的居住区而言,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现代的城市中社区的概念已经被新的住宅模式所淹没,在过去的集体所有制住宅和历史老街区中或许还存在着一定的社区性,但是也由于近二十年来的大量人口迁徙,社区的概念变得越来越薄弱。人口密度的提升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让社区在现代城市中逐渐失去了落脚点,但是现在却以另一种形式在艺术村中重生了。不同于功能分区式的城市规划,艺术村集工作休闲娱乐居住为一体,人口组成类似并有着较大的公共空间(虽然质量不高),人员时间较为灵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地理位置上的邻近,从而造就了一个类似于大学宿舍的社区模式:今天可能在这里有派对,那个工作室有展览开幕,这里放电影,那里有座谈。诸如此类的艺术生态在艺术村开始出现,随着艺术村的游牧,艺术生态也随之在城市中转战场地。

 

圆明园艺术村消失十年后,朝阳区政府为了把798建成北京创意集群之一以及奥林匹克文化景点而进行请愿和干预,这给这个城市大胆的新艺术区戏剧性地判了缓刑。”——《另外的抱负:从艺术家村到艺术区。》潘雅礼Alexander Pasternack

 

在艺术市场一片欣欣向荣的时候,798得以生存了下来,大小不一的艺术村也逐渐壮大,北京市朝阳区区委书记陈刚就曾在08年以 “长城,烤鸭,798”为口号来发展旅游业。但是好景不长,08年经济危机出现之后,北京的艺术品市场开始回冷——西方资本是中国艺术产业的直接推手,金融危机后的资本撤出也直接导致了艺术品市场的寒冬。但是这也许并不是艺术家面临的最严峻的处境,而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为了应对这一情况,迅速开始了“四万亿”计划,这个计划直接导致了房地产行业的崛起,也加快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在2009年的夏天,北京市朝阳区召开了“朝阳区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工作动员会”,决议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回收26.2平方公里乡村土地进入城市土地储备。这一次会议之后,朝阳区掀起了浩浩荡荡的拆迁浪潮,持续了近10年还没有消去,在重建城乡结合部的棚户区的同时,艺术村也免不了遭受连带损伤。09开始,20多个艺术接连被驱逐,拆迁过程中的伤害不言自明。在郑阳的纪录片《暖冬》里,就记录了艺术家面临工作室被拆迁的时候面临的痛苦,并借助艺术来帮助自己维权(虽然也有艺术家的内部矛盾)。许多艺术家们还没在新的工作室扎稳脚跟,便不得不开始寻找下一个去处。

 

 

艺术村迁徙的无尽循环

 

 

 

从圆明园画家村开始,除了第一次艺术家主动聚集到了北京,之后的搬迁更多是被逼无奈,在公安驱逐、租金上涨和拆迁的压迫下被动地迁徙。被公安驱逐的现象已经基本不会再发生了,20多年过去了,北京早已被外来人口所占领,也不存在所谓的盲流了。然后就是高涨的房租(798是最好的例子),则说明艺术家在面临资本介入时的无力处境,虽然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但是城市化和商业化让房租的涨幅超过了理性的承受能力。拆迁则是城市化的极端方式,涨房租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欲望,只有通过建新的楼盘才能帮助政府、开发获得最大的利润。

 

艺术家是拆迁的间接受害者,毕竟大部分艺术家并不拥有产权,最主要的损失来源于拆迁过程中的纠纷——然而现在很多房东会在出租之前就说明白:装修可以随意,扩建也没问题,但是一旦拆迁他们不赔偿。暴力拆迁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但是因为拆迁而导致工作室的频繁更替也是一件令人烦心的事情,而且工作室只会越来越远,越来越贵,这已经是一个令全球艺术家头疼的问题。这些外部因素导致了艺术村的搬迁,而艺术家自身的意愿使他们下一个居所又聚集在了一起,形成下一个艺术村。

 

从诞生之初开始,艺术家聚落就开始了他们的游牧之路,从索家村到费家村,从黑桥到环铁,从花家地到草场地,城市化一天不停止,艺术村就一天也不能停止游牧。艺术村不断地消失,又不断地出现,似乎在总量上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甚至还在不断地增长。可是艺术村是否需要一个固定的形态呢,这个形态究竟会以创意产业园,田园牧歌式的村庄,还是艺术家驻留计划,或者是政府提供的艺术工作室的形式表现出来呢?艺术村的最终目的地究竟是永远“在路上”,还是个未知数,而且决定其未来命运的,肯定不会是艺术。

 

 

再别黑桥FAREWELL BLACK BRIDGE

前言:

最近几天听说黑桥村要拆迁的消息,现在距离我上一次到黑桥调研刚好一年左右的时间,一年过去了,我采访的四位艺术工作者先后搬离了黑桥村的工作室。现在黑桥村上千名艺术家可能不久之后都要离开黑桥了,在此以艺术区游牧系列的第三篇,纪念即将到来的黑桥村的离去。

 

 

从开发商的角度而言,如果你能拿出几个仓库——本质上讲你几乎没有花费什么东西——在仓库里装进去一帮艺术家,而不是货物,然后静观土地是否升值,这样你就拥有了一种低投入/高回报的项目,这就是房地产的炼金术。

——《钥匙的艺术:艺术村产业的得与失》阿德里安·霍恩斯比+何新

黄敏作品《黑桥—卡拉ok》

艺术村自诞生以来就不是一个城市规划的产物,它如同广大的城中村一样,在城市的角落中,缝隙中,边缘中寻找着一块赖以生存的土地。它总可在简陋破败和田园牧歌中找到一种平衡:圆明园画家村紧邻圆明园,798是乡愁式的工业遗产和包豪斯建筑,草场地有它自身的建筑设计,甚至是黑桥村,它的环形铁路也为它增添了一分后工业时代感。艺术家是总可以发现淹没在废墟和脏乱中间的独特品质,它的落脚点也绝不是随机的——艺术氛围,廉价的房租,还有相对优雅的环境。

 

对于野生发展的艺术村而言,也许政府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对于艺术村的发展最好的方式,艺术家曹太平说道:“不管不问是最大的支持,最好了。不管不问是一种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感觉。政府只要一介入,百分之百房价要往上涨。”。但是艺术村往往也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在政府拆迁在即之时,艺术家找房东讨要违约金无果,最后却不得不寻求政府等机构的帮助。这也是艺术村存在的悖论:在发展状态希望一个完全无政府的机制,来让市场经济完全主导艺术村的生长;在艺术村面临冲突的时候,又只能等待有关部门出面进行干预。

环行铁道

无政府的野生状态可以最大限度地给艺术家带来自由度,同时在城市中也会激发不一样的建筑生态,有别于完全无政府主义的城中村,艺术家的背景使艺术村在无管制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向良好方向发展的趋势。但是野生状态在面临危机时缺乏保护机制,艺术家个人在城市化或者其他的危机面前没有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也不具备同等的话语权,导致在这一场城市化的过程中,艺术村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就算是在世界范围内,对于艺术村的归属,也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即便是在很多西方国家,政府会对艺术家或者工作室进行一定的补助,便不能完全保证艺术家的独立性与自由性——安全与自由总是一个对立的状态,如果摒弃这样二元论的思维方式,那么混合式艺术村是否有实践的可能性?完全自由的市场并不能给予艺术村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自上而下的开发模式又意味着不够经济或者不够自由,是否艺术村只能永远保持在一个动态的平衡中,一个永远在不断迁徙或者面临游牧的状态呢?

 

 

人的自我生存能力是极强的,你不用管这个他都能自己弄,都能活下来。你一旦去搞成艺术家社区,立马房子马上涨价……到时一弄好了,艺术家也走了,和798一样。”——艺术家曹太

 

 

北京周边的艺术村在诞生以来的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已经在外力的作用下被迫迁徙了数次,在09年左右的时候更是到达一个高峰,大多数朝阳区的艺术村几乎维持不了几年,有的甚至是艺术家刚刚装修好住进去,就得知这个地方要拆迁了。但是艺术村是否会一直这样游牧下去,它是否最终会落脚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田野”状态——一种不再频繁迁徙,而是可持续性的生存方式。这种“田野”不仅仅意味着一块安定的区域,也意味着一种合理的机制,可以维持艺术村的可持续发展——房租不会飞涨,也不会面临突然拆迁。

黑桥艺术区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一个最原始的问题,艺术家工作室是否需要一片固定的场地,它是否需要稳定的场所,或者说它是否需要被规划出来?

 

可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会很快地将艺术村是为一种城市必需品来规划分区,那么它存在的合法性将被考虑进城市发展的因素之中,这样自上而下的艺术家社区似乎就会被建设出来——不过是以商品房的形式。这样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商品房或者写字楼形式的艺术家工作室是难以被普通艺术家承担的,它要么为已经非常成功的艺术家提供,要么只能化身为影楼和设计公司。任何已经被规划出来的艺术家工作室只是为艺术创作提供了空间,而没有真正解决艺术家可持续性的工作机制——艺术毕竟不同于企业,它的利润是很难维持的。在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语境中,艺术创作的野心是难以与之抗衡的。

 

黑桥村菜市场

中间建筑艺术家工坊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整个项目的设计是完善的而周全的:在它的园区内设有中间剧场,中间美术馆,艺术家工坊等等,当然也少不了一片配套的高级住宅区。即便它的初衷是很好的:投资者们牺牲了眼前的利益,严格控制购买工作室的群体,拒绝了不计其数的商人,将这里全部留给了真正的艺术家。但是后果也许不尽如人意,艺术家工坊里面还有多少艺术家屈指可数。在一个如此精心设计而且完善的创意社区中间,恰恰是它的精美阻碍了艺术家的入驻——毕竟维护这样的精美并不是一笔便宜的开支,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这样的代价是难以承受的。

 

在艺术村里,商业和艺术始终保持着暧昧不清的关系,它始终以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存在着——它既不可以太过商业化,那就会变成下一个798;它也不可以太过冷清,那样就没有艺术家入驻——艺术村的形态与机制始终没有一个健康的模型可以依据,自上而下的艺术村往往只能吸引摄影工作室和咖啡馆的入驻,过于奢华的纯粹艺术区又缺乏一定的活力(但是对知名艺术家可能是好事);自下而上的艺术村却又往往环境恶劣并且缺乏管制,虽然价格低廉,但是同时也面临着随时准备拆迁的命运。

 

黄敏作品《黑桥—垃圾场》

艺术村对自身的定位是明确的,它需要的只是一个单一的艺术创作空间和居住空间。但是由于土地用途的不明确,艺术村的发展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前景,如同城中村的无序规划一样,艺术村的最终形态是不确定的。它不同于新规划的小区或者商业街,每一个单元都有着固定的功能和用途。艺术村的功能复杂多变,它既可以是仓库,也可以是工作室,既可以是画廊,也可以是酒吧。

 

 

我们想的是整个黑桥所有工作室开放,跟艺术北京或者北京设计周在同一个时间下进行,我们也举行一个黑桥开放日的活动,然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黑桥,关注黑桥艺术家的现状。”——建筑师武志

 

 

所以艺术村经常面临着这样的困境:艺术家在一片地方落脚之后,这片区域的活力被激发出来的,吸引了许多的人来参观,也开了不少精致的小店,但是最终开发商也看中了这块土地,然后强行介入,开发文化地产,文化产业园,商业街等等。只是开发之后,艺术家再也无法继续待在这里,只能去寻找下一个未经发觉的庇护所。

 黑桥艺术区

 

也许往往是这种动荡不安的氛围给予了艺术村以活力:没有人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他还能维持多久。可持续性似乎并不在艺术村的讨论范围之内,因为它在面临外界的影响时是不堪一击的:冷清的艺术环境可以毁掉一个艺术村,地产市场的火热同样也可以。艺术村的生存在一场瞬息万变的市场中试图寻找宁静,但是逐年上涨的房价和波荡的艺术市场似乎并不给艺术村以缓和的机会。

 

现在回头来看,798虽然有着波折的命运,却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实验。它在众多艺术家的努力下,虽然躲过了变成电子市场的命运,却也不得不向商业而妥协,并直接影响了中国艺术产业发展的风向——它第一次让人们看到,艺术也是具有地产商业价值的。艺术这个曾经纯粹的理想,现在也不得不成为地产资本的吸金机器。

 

艺术家创造土地价值的属性直接导致了自身的游牧性,从而无法在一个地方停留太长的时间。艺术的价值转化为城市活力,城市活力再转化为房产价格,无论是租赁还是出售,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还是办公室,都会受到艺术的影响。艺术村的存在是对周边所有事物都有正面影响的,唯独对于艺术家本身是负面的——因为艺术家不是资产所有者,但是其自身的在场却提升了资产的价值。一旦艺术家带来了城市的活力,随之而来的是房租上涨和土地开发,然后艺术家承受不了高额的房租而搬走。艺术村的游牧性是自身属性决定的,作为城市活力的开发者,他们也因此被迫迁徙。

 

二道八号院人工湖

似乎正是艺术村的多样化和游牧性造就了艺术村的特质,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在一个房价一定会上涨的城市中增添了一些不一样的元素。我们很难真正的将纯粹的艺术村和商业开发的模式结合起来,无论是苹果社区还是中间艺术家工坊,似乎都不是一个成功的艺术村案例,而可能是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案例。艺术与地产的结合似乎总是只对后者有利的,不管我们如何去揣测开发商的用心,最后的结果仍是不令人乐观的。

 

艺术家需要便宜的大空间工作室,但是可以提升城市的活力,地产开发需要的是利润,但是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如果这两者可以互利互惠,那么可以解决艺术村的问题吗?当然,现有的艺术地产的开放并不是一个合适的答案,一个永久性的艺术园区或者住宅区最终会走向艺术活力的消退和商业活力的过度兴旺。

 

光华艺术区

但是如果站在一个文化地产开发商的立场上,是不是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我们需要开发一块地皮,但是这里环境肮脏,死气沉沉,毫无吸引力,那么最有力的办法去提升这片土地的价值的方法,就是让一群艺术家入驻。等到艺术家把这片土地的活力带动起来之后,我们再开发这一片土地。当然,如果开发商还有下一块土地需要开发,他们就可以把艺术村再转移到下一块土地中去——与之同时,艺术家获得回报是,一个免费,或者廉价的工作室,以及一个定期的租约。当然,无论艺术究竟能不能激发一块地区的活力,房地产商并没有什么损失。

 

这项方案的实施简直比艺术村的诞生还要简单,只要在一个强有力的开发商的一片悬而未决的土地上盖起一片仓库,甚至是集装箱工棚,这种单元式的结构可以随着艺术村的游牧而移动,从一片工地到下一片工地。这种方式可能不太适用于希望有稳定工作环境的艺术家们,但是对于刚从美术学院出来的青年艺术工作者们(也是艺术村最大的需求者),房租才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当然任何解决方案都有着它的局限性,同时也需要资本和政策在背后来维持,无论是宋庄这样政府扶持的艺术村,还是各种艺术机构赞助的艺术家驻留计划,亦或是一种开发商主导的艺术产业园区。但是这似乎都不如野生的艺术村离市区更近,规模更大,价格更低廉。

 

 

艺术家黄敏工作室

 

在圆明园画家村消失了20多年之际,艺术村还是没有找到一片净土,北京中心城区内最大的艺术村黑桥也难免遭受拆迁的命运。我丝毫不怀疑下一片艺术村将在临近的土地上再次生长出来,艺术家们最终也会寻找到一个暂时的归属,尽管它不是黑桥村,但是肯定会有白桥村、红桥村、蓝桥村的出现。艺术村将继续踏上它们的游牧之路,可是在一个不稳定并且持续扩张的城市中间,我们很难想象下一个艺术村会在何时终结,最终艺术村又将迁往何处。也许最终解开这个谜题的钥匙并不在政府或者开发商的手里,而是在艺术家自己的手上。(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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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李公明,“异托邦”:宋庄艺术家群落
  14. 张海峰,2014,北京黑桥村艺术区考察
  15. 姜吉佳,2010,北京当代艺术家聚落生成与发展机制研究——以学场地艺术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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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朱赫,2016,「Hi话题」别了,黑桥!又一个“圆明园”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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